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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思考

发表时间:2019-07-02 10:28:43

作 者:李娜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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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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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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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阶段是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在我国,侦查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上承立案,下启起诉、审判、执行的顺利进行,刑事案件立案后,侦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起诉、审判、执行能否顺利进行,在各国不断强化人权保障的大背景下,我国侦查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探讨侦查程序法制化、民主化也显得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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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国,侦查程序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我国的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和手段。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侦查程序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体现为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另一类则以欧美为代表,为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也是作为对中国侦查模式的性质进行研究的参照,如果对参照本身的认识存在偏差,则必然会对中国侦查程序的准确定位产生研究偏差。在漫长的历史研究进程中,我国学术界将中国的侦查程序性质归属为职权主义模式,将我国的侦查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固有缺陷,将改革的目标锁定为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事实上,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在基本的价值观领域是并无本质差异的,两种侦查模式都建立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两种侦查模式的差异只是技术上的差异而并非价值上的差异,因此也就很难评判两者孰优孰劣。中国的侦查模式既不是职权主义也不是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而是建立在我国基本国情之上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强烈纠问式色彩的侦查模式,中国的侦查程序的改革不是以职权主义侦查模式为起点的改革,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立在我国国情之上的侦查模式。因此中国改革侦查程序不但要借鉴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优点还要吸收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的优点,并将两者相结合,取其长处。

在现代法治国家视野中,侦查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惩罚机制,侦查程序是国家权力机关运用侦查权利调查案件的一种程序。其具有两项社会功能:一是权力制约功能如同其他权利形式一样,侦查程序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攻击性,侦查权的形式往往会伴随着公民的人身权利遭受侵犯,在这种背景下,侦查程序起着限制侦查权任意行使的功能。二是权利正当化功能侦查权的形式会因为程序的限制而受到制约,一项受到制约的权利也更容易受到公众的信任,侦查权因此具备了正当性或者是合法性的基础。侦查程序的存在实质上具有使得侦查权正当化、合法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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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侦查程序现存主要缺陷

在我国,侦查程序是进行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进程、案件性质的确认、乃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诉讼模式仍然是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模式。但是,对于这个被精心设计且备受关注的程序,我们发现它在实际运用在还存在诸多缺陷:

1、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在我国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常常被剥夺,刑讯逼供现象突出。刑讯逼供顾名思义就是获取口供。更准确地说就是使受刑讯之人承认对自己的有罪指控。不可否认,口供对侦查破案以及构建证据链都有特殊的作用与地位,可以说,任何刑讯者都希望自己通过刑讯获得的供述是真实有效的,在该种期望下,侦查行为就演变为一种定式,侦查工作就会因为误导而发生偏离。侦查人员往往在对怀疑对象进行拉网式排查后,只要锁定了重点犯罪嫌疑人,就会将所有的破案精力投入到讯问中,甚至孤注一掷。从本质上来说,人在肉体遭受痛苦,精神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大脑会陷入混乱、迷失甚至一片空白的状态,他们往往会因急于摆脱痛苦、趋利求生而被他人控制,按照刑讯人的谕示做出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作出的口供在其意志之外,因此,口供的真实性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2、侦查行为主体的内部控制影响案件的公平公正审理尽管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既应该让其做有罪供述也允许其进行无罪辩解。但在实践过程中,一旦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解,侦查讯问人员就会在心理上产生反感,并对其辩解予以排除,而偏重有罪证据。

3、查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督权限和手段有限当前,我国的侦查诉讼实行检警分立的结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行分工负责制、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模式。在这种制度规定的背景下,我国的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进行监督。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检察机关只有立案监督权,却不能进行撤案监督。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而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检察机关可以督促公安机关立案审查,但是,在立案后,公安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在不需要检察机关批准同意下自行撤案。检查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多是侦查程序之后的书面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形式,较少对侦查程序进行同步的监督,且其监督没有制裁性,当检查及机关发现在侦查行为中存在违法行为,其只能向公安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一旦侦查机关敷衍了事,检察机关没有其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手段,这种没有制裁的监督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效果可想而知。

4、律师的帮助有限犯罪嫌疑人由于被羁押或者由于其自身原因的限制,其诉权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律师的帮助来得到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查人员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或请求法律援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以各种理由推迟或甚至拒绝律师与嫌疑人见面,甚至有些地区司法机关全程监督律师与嫌疑人的会见,致使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会见权得不到充分行使。其次,律师调查取证需经司法机关或当事人批准,这一过程晚于司法机关,可能会造成其证据收集不完整。最后律师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行使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拒不接受司法机关委派的律师,其辩护权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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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1、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我国侦查体制下,侦查机关的权利先天强大而犯罪嫌疑人的力量相对弱小,在这种体制下容易形成侦查机关恃强凌弱、滥用权力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保障其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侦控机关的权利,以此达到权利制约平衡。

2、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侦查人员违法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依据。虽然我国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开始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仅限于言词证据,而对于非法搜查、扣押,非法羁押等获取的证据,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其仍可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在我国立法中,应当做如下规定;区分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所获得的证据,应当坚决予以排除。对于侦查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可以先由辩证方举证,可采取较低的标准,只需有可成立的理由即可,被追诉侦查人员就去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制定确定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保障人权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3、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力度当前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只有立案监督而没有撤案监督,这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有效实施,我国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撤案的监督,即侦查机关认为不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应当将有关材料报送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在检察机关同意的情况下可作出撤销你的决定。通过这种方式,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撤案形成全面的制约监督。此外检察机关应当介入一些大案、要案的侦查,实施同步监督,及时发现违法侦查活动并予以纠正,指导监督侦查机关合法行使职权,并对违法行为予以惩处,从源头是制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4、提升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对抗权侦查阶段律师无调查权,其参与侦查活动受到法律法规以及各种不成文规定的限制。在侦查活动中,律师的有限参与权不足以改变侦查活动的基本格局,我国侦查活动仍然采用单一的、封闭式,秘密的方式,由侦查机关依职权主动进行,辩护方几乎不能对侦查进程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这极大地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权益。随着人权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各个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开始重视人权保障,强制贯彻侦查的法定主义,力求国家在追究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将侦查由国家机关单方面行使转化为律师介入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已成为当前各个国家侦查制度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侦查制度在改革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活动中与侦察机关享有同等的调查权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建立审前证据公示制度赋予律师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完善律师申请救济的权利,凡是剥夺律师在场权、阅卷权的,都视为剥夺律师的辩护权,辩护方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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